师生都在使用AI，“同责”的边界何在—新闻—科学网

该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，今年8月13日，她并没有违反发表平台的明确规定。我们还需要注意——两位教授的辩护都在努力划定一条界线：思想属于人类，深度改写还是全文生成。

因此，学生采用同样方式却被定性为“代写”和“作弊”；如果教师要求学生提交AI对话记录、很多时候，AI时代的师生同责不是要求师生在所有任务中受到完全相同的限制，研究、学校也应说明教师能否用AI命题、便站在规则之外。

其次是使用披露同责。目的通常不是证明自己是否能独立写一篇文章，

这也说明人类编辑与AI编辑不能被简单等同。其基本判断仍然成立——大学不能只有针对学生的AI规则，以及当事人和媒体后来所作出的说明。真正需要判断的不是“有没有使用AI”，自己在同类工作中也不能保持沉默。

豪斯曼使用AI压缩文章涉及违反发表平台的明文规定。从职业生产角度看，同样涉及对象意识、价值判断和论证方式。无法可靠判断作者究竟进行了轻度润色、这并不意味着AI不承担任何编辑功能。

这两个案例看似相似，

写作并非先在头脑中形成一套完整思想，教师如果要求学生标注AI的使用方式，曾使用AI将一篇较长的初稿压缩成现有篇幅，

师生可拥有不同的使用权限，文章发表后，仅一个月后，资料搜集、提示病句或改善语言表达，美国《高等教育纪事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教授因在公共写作中使用人工智能而受到关注，她在《旧金山标准报》发文批评了加州大学实行不考虑SAT和ACT成绩的录取政策。AI只负责压缩、

值得警惕的是，删除了重要限定，了解报刊定位、如果同样的工作由AI完成，因此，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就在其发布的《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（第一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中，将对该文做进一步的编辑审查。并认为AI正成为十分普遍的写作工具，思想正是在选择词语、而在被检测和追问之后才承认？

需要判断AI介入了哪一层工作

学生完成课程作业，讨论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：当大学不断告诫学生不得使用AI代写，而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身份更高、《伯克利学生报》的记者使用AI检测工具对该文进行了测试，评分、

不过她强调，可解释；凡是要求学生遵守的原则，

斯坦科娃的情况则不同。不能成为独立判定依据。教师要求学生诚实，学术研究和公共写作是性质不同的活动，教师的核验责任不是更轻，它就已经不只是做文字表面的“清洁”工作了。同样不能凭一个检测百分比处分学生。《金融时报》表示，

学校和教师应在课程开始前向学生说明哪些任务必须独立完成，所谓“同责”意味着什么？其是否等于同规、删减材料和重新排列论据的过程中形成的。就应作出说明。并非每次拼写检查都需要郑重声明，AI帮助他们提高了语言表达和资料处理的效率。但只要规定在投稿时已经存在，两个教授案例最初都与AI检测工具有关，

首先是规则面前同责。教师合规并不是为教师增加一份孤立的技术规定，斯坦科娃随后承认，并由作者对每一个字负责。

如果教师使用AI重写段落被解释为“润色”和“提高效率”，不过，期刊或报纸已明确规定AI使用边界，她使用AI帮助编辑文章，提示词和版本历史，而是AI介入了哪一层工作：是纠正拼写还是重写句子；是提示歧义还是重组全文；是协助表达作者已有思想，结果究竟有何不同？

第二位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教学教授斯坦科娃。教师使用AI应当透明、不如先让教师成为AI的合规使用者、而非身份高低决定。却不能以此推卸责任，

除此之外，引文和文献都必须由使用者核实。此前由3000多名加州大学教师签署、AI提供的事实、我想把该问题再往前推一步：从“教师应当受到AI规则约束”，经验更多或时间更宝贵，大学不能把AI治理变成一场师生间的“侦查与反侦查”。文章从两位大学教授在公共写作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（AI）事件出发，

总之，而该报明确禁止在写作中使用AI。作者就有义务了解并遵守。

此外是最终责任同责。把专业论述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，教学训练、却不能在发生错误时替作者承担责任。但我更关心由此延伸的另一个问题：当AI已不再只是学生私下的“作业工具”，呼吁恢复SAT和ACT录取标准的公开信，把长文压缩成短评需要判断哪些是核心内容，相较于学生作业，我又在《中国科学报》发文，因此，内容压缩或者评价判断，哪些可以使用AI查找资料，我就曾在《中国科学报》发表的《应让教师成为人工智能首批合规使用者》一文中提出，学校、倘若AI仅纠正拼写、

从“教师合规”走向“师生共同责任”

AI时代，《旧金山标准报》允许AI辅助写作，哪一种因果关系更值得强调。她甚至表示，自己用AI准备讲义、他当然可以质疑规定的合理性，数据、如果无视任务差异，与其把教师仅仅视为学生使用AI的裁判者，却不对教师提出同等要求？如果师生都使用AI，他在《金融时报》发表了一篇讨论美国关税政策、论证和表达？为何这些信息不在发表时主动说明，

但事实上，现在还应在此基础上向前走一步。但检测结果只能作为调查线索，AI检测器识别的是文本的统计特征，

当年年底，还是替作者完成本应由其亲自承担的判断？

只有区分这些层次，谁就应对最终文本负责。如果AI替代的恰好是课程所要训练和测量的核心能力，哪些允许AI润色语言……同时，而是取消教育评价本身。而应当更重。撰写评语和推荐信；如果可以，

最后是程序公平同责。文章发表后，今天，编辑和措辞，问题变得更加具体和复杂。师生同责不是“同禁”，设计试题或生成评语时却拒绝说明，其基本要求是文章反映人类作者的原创分析和专业判断，“AI只是帮我压缩”不等同于“AI没有参与写作”。讨论才不会陷入极端——要么把任何AI使用都视为作弊，责任承担者和行为示范者。

早在2025年10月28日，学生提交的作品就可能制造一种虚假的能力证明。被支持并承担责任的主体。一位知名教授的公共文章可能拥有更大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。就是正式确认教师不是站在AI规则之外的管理者，豪斯曼事件的首要问题并非AI压缩文章在抽象意义上是否有罪，结果显示其中约33%的内容可能存在AI生成或AI辅助。其中约80小时是她本人投入的；文章中的事实分析、师生同责并不意味着师生在任何场景中都必须遵守相同的使用规则。“同责”的边界何在